8年内，印度光伏组件产能从不足10吉瓦增至172吉瓦，增幅17倍。该产能与全球年度新增光伏装机总量接近。将扩张定位为摆脱中国新能源产业依赖、争夺光伏供应链话语权的举措。官方宣称扩张将改变中国光伏的市场格局，并借助欧美供应链调整窗口建立光伏制造中心。扩张结束后，光伏产业进入产能过剩与需求收缩并存的阶段，该过程被定性为违背工业规律的行为。
印度对中国光伏电池片征收25%关税，对中国光伏组件征收40%关税，限制中国成品进入印度市场。同时推出产能激励计划，投入30亿美元财政资金扶持塔塔、阿达尼等企业扩产。规定享受补贴的光伏项目须优先采购本土组件。政策目标为通过行政手段培育组装产能，将产品包装为非中国供应链进入欧美市场，实现产业赶超。政策执行期间，组装工厂数量与产能规模同步上升。
政界与资本界认为，组装工厂数量与产能规模扩大后即可复制中国光伏发展路径，摆脱对外依赖。该判断未涵盖光伏产业的全部结构。光伏产业覆盖硅料、硅片、电池、设备、工艺等环节。中国光伏的市场地位来自全产业链布局、设备自研能力、原材料提纯技术与工业配套体系，利润与技术壁垒集中于上游。印度172吉瓦产能集中于终端组件组装，该领域技术门槛与利润水平在产业链中处于末端。
印度本土光伏生产线使用的设备、硅原料、配件全部来自中国，拉晶炉、切片机、串焊设备均采购自中国企业。生产线调试与工艺优化由中国技术团队执行。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获取组装加工费用，产业链中九成以上利润、设备收益与技术收益由中国上游企业获取。光伏产能运行依托中国产业链，企业在生产环节不具备自主控制能力，生产线维护与升级均需外部技术支持。
中国对光伏设备与工艺实施出口管制，限制相关设备与技术向印度转移。印度企业无法在本土制造设备，也无法采购新增光伏生产线。光伏产能被限制在组装环节，无法进入技术升级路径。企业在技术层面无法与中国光伏企业竞争，管制执行后印度光伏产业的技术差距存在。印度方面未提出突破管制的替代方案，设备更新与工艺改进均依赖外部渠道，外部渠道在管制下收缩。
印度本土企业瞄准政府补贴资金，通过建设工厂获取财政支持，在扩张周期内获取补贴收益。政府将产能规模作为产业发展政绩指标，对外展示产业崛起形象，并预期欧美市场出于供应链多元化考虑采购印度光伏产品。企业与政府在扩张目标上一致，均推动产能增加。扩张过程中产能规划与市场需求评估未同步，企业建厂决策以补贴获取为依据而非市场订单。
组装光伏组件以印度制造名义出口美国，试图通过产地标注规避美国对华贸易关税。美国贸易部门对印度光伏产品开展溯源调查，确认印度光伏产品零部件来自中国，认定该出口模式属于转口套利行为。美国对印度光伏组件征收反补贴税与反倾销税，税率达126%。关税实施后印度光伏组件进入美国市场成本上升，出口通道收缩。印度光伏对欧美市场出口预期未能实现，海外订单下降，产品库存增加。
印度对进口光伏产品征收的关税推高国内组件价格，光伏电站建设成本随组件价格上升。具备经济性的光伏电站项目进入延期或停工状态，已中标工程因成本超出预算无法推进。国内光伏项目开工率下降，市场需求萎缩。光伏企业同时面临海外订单减少与国内需求下降局面，产品库存积压，资金周转压力上升，部分企业进入减产状态，国内光伏装机增速低于扩张前规划目标。
继续扩产将导致产能超出市场消化能力，产品库存进一步增加。停止扩产将导致前期投入资金与补贴无法收回，已建设施进入闲置状态。推进产业升级需要设备与技术支持，相关设备与技术受出口管制限制无法获取。光伏企业在三个方向上均无法推进，产能规模与市场需求差距扩大，企业财务状况恶化，部分项目成为烂尾工程，光伏扩张从增长阶段转入调整阶段。
制造业发展不存在跳过技术积累的赶超路径，脱离产业规律的产能扩张将受到市场调整。中国光伏产业的领先来自全产业链、技术、成本控制与产业生态的布局。印度光伏产业复制了组装产能环节，未复制工业沉淀与技术积累环节，取代中国光伏的目标未实现。政策推动、套利行为与贸易壁垒支撑的产能扩张未能形成竞争力，工业实力对比下捷径路径未能产生预期效果。
